要说番茄炒鸡蛋是正统鲁菜，北京人老舍第一个不同意。
“…近些年，“番茄”居然上了菜单，由英法大菜馆而渐渐侵入中国饭铺，连山东馆子也要报一报“番茄虾银（仁）儿”！文化的侵略哟，门牙也挡不住呀！” 1935年，36岁的老舍在青岛《民报》的专栏里如此吐槽。“这种东西，特别是在叶子上，有些不得人心的臭味——按北平的话说，这叫作“青气味儿。”
对，老舍认为这种外来餐桌入侵物种番茄是臭的，比中国菜差远了。
隔了一个礼拜，气不过的他又写了篇文章，只不过这次语言风格收敛了一些，“青岛是富有洋味的地方，洋人洋房洋服洋药洋葱洋蒜…海边上看洋光眼子…这就应当来到西红柿身上，此洋菜也。” 用看似温柔的刀子，骂当时青岛形成的崇洋媚外风气。
其实西红柿也好，番茄也罢，名字里就宣告出了它的外来血统。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不久的100年前，吃不吃它还在跟爱国扯上关系。—— 就更别说西红柿炒鸡蛋了，那会儿能让这两个“稀世”“珍宝”结合在一起的，几乎必须得是见过世面的有钱人。
这道被誉为中国人的国民家常菜，真实年纪可能还没你爷爷大，是不是很意外？而且…还是道西餐。
跟老乡辣椒一样，西红柿也是明朝末年先经由海路从中国南方登陆，早期虽然有，但真拿来吃的人还是不多的。面对从没见过的物种，从陌生到熟悉需要时间。
真正把吃西红柿这个风气带起来的，是来中国的外国人。无论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，还是跟随商贸船只来到中国买茶买丝绸的商人，他们在当时政府允许的范围居住下来后，也会自己种些家乡菜，西红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存在。那些跟外国人接触的洋买办，或者洋人家里的家佣，以及出海留学过的知识分子，大概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始吃西红柿的人群。
“番茄…初尝者每感其不快，然其在欧西也为蔬食上必需之品….”，1933年，常州的《农牧月报》上一个新农人撰文表达初次吃番茄的感受。同年北京，一个名叫李俊的人也撰写了本《番茄研究》，分享自己在北京东城区的菜园里种植，栽培和食用番茄的经验。
“食用番茄是人类饮食文明的进步”，在书里他写道，“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为增进文明，提高健康来努力吃番茄。” 那具体怎么努力吃呢？李俊介绍了做成果酱、罐头、凉拌沙拉等传统西式做法，以及…中西合璧，做成炒菜：
“炒菜也可以加番茄，一种是加番茄调味，适合肉类鱼虾；一种是把番茄切成块，比如肉丝番茄炒鸭子，最好吃是用肥牛片，炒的时候最后放，因为番茄是不易过熟的。”
从这些做法里，我们倒看不出李俊是否是个烹饪高手，毕竟我读完这个资料后，很努力地尝试想象“肉丝番茄炒鸭子”能是个什么味儿？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，在这个时间（1933~1936年期间），西红柿在中国广大老百姓群体的认知度还是极低的，跟鸡蛋炒成CP的现象更是完全不见苗头。
并没有任何已存的报纸杂志调研报告能够准确告诉我们，鸡蛋和西红柿是于哪年哪月的哪一天成功见面并坠入爱河的（但肯定不是溥仪）。探寻鸡蛋和西红柿的故事，更像个福尔摩斯式的解密推演，需要从蛛丝马迹中，重新拼铺出真相的模样。
老舍的文章是一条线索。1940年以前，中国各地的确存在很多租界区，那里除了有纯正地道，只供应外国人的西餐厅，也有不少本中式西餐厅——它们拥有类似西方的用餐环境，菜肴却进行了中国口味的改良，从老板到厨师到服务员也是中国人，服务的也是对西方饮食文化感兴趣的中国客人。
比如罗宋汤，由白俄罗斯人在上海的法租界普及开来后，被在上海主要从事后厨工作的”山东帮“继改良。上海作家沈嘉禄写过，““山东帮”厨师中也有自立门户开俄菜馆的，尤以东华、兴沪、春江这三家最为知名”。上海辣酱油也是，它的前身是英国的伍斯特郡辣酱油。
这些改良的菜里，不乏有番茄的元素。番茄和鸡蛋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次见面，应该也是某个租界区的餐桌上。来自中国的厨师，或许是在给英国雇主制作英式早餐时，学会了用黄油炒着鸡蛋，锅里同时煎着西红柿，热着茄汁焗豆，并记下了这种组合搭配；也可能是给自己法国的雇主制作欧姆蛋时，被告知最后完整的欧姆蛋上，要浇上新鲜的番茄丁。
总之，很可能是在那些只供应西餐的馆子里，中国人学会了各种基于番茄的食材搭配，并在洋人离开中国后，把学会的揣在了自己身上，带去了后来他们移居的中国各地。有的闯去了关东，有的留在了租界，有的飞进了人家，番茄和鸡蛋，也开始在各种场合尝试开花…
等再有文字记载时，番茄鸡蛋已经是一道好吃营养的大众美味。在汪曾祺回忆自己在西南大学教书的散文里，就有一篇名字是《炒鸡蛋》：
炒鸡蛋天下皆有。昆明的炒鸡蛋特“泡”。一颠翻面，两颠出锅，动锅不动铲。趁热上桌，鲜亮喷香，逗人食欲。番茄炒鸡蛋，番茄炒至断生，仍有清香，不疲软，鸡蛋成大块，不发死。番茄与鸡蛋相杂，颜色仍分明，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，炒得“一塌胡涂”。
汪曾祺是1939年来昆明读书的，在那一共住了七年。他在的那会儿昆明街头已经可见看见番茄鸡蛋作为小炒的选择。虽然长得更接近法式欧姆蛋，是完整的鸡蛋饼，但足以说，不到十年，番茄和鸡蛋就从陌生变熟悉，成了类似汪曾祺这样的知识分子，随意可以提及想起的滋味。
问问家中年纪最长的老人，让ta尽可能还原小时候对番茄的认知，再近一步问问鸡蛋。你会发现，“中国人从小就吃番茄炒蛋”这句话，就有点站不住脚了。
上世纪50年代，鸡蛋要凭借粮票购买，家里一年也吃不上几顿，是万万舍不得随便拿来炒番茄的。番茄倒是长得快，也只是春夏季随意种着玩玩，断然不会成为小家庭农场上，唯一或最主要的农作物。
要让番茄炒蛋大面积进入中国百姓家，时间就必须来到鸡蛋不再昂贵，番茄广泛普及的更往后时期。建国后，我们从美国引进了化肥农药的制作工艺，温室大棚的技术也逐渐发展。西红柿这个亩产量高，对环境要求相对没那么重的蔬菜，也成了农业部门主要的种植推广对象。
鸡蛋的产量也在这个时间段逐渐增加。我们先建造了大型国营养鸡场，随后引进西方的工业化养鸡体系。国家统计局的官网上，1985年全国鸡蛋产量还只有5亿多吨，到92年就已经翻倍，达到10亿多吨。今天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，我国西红柿种植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！“番茄”不再“番”，已经顺利入籍中国土地，成为跨越我国南北的蔬果农作物主力。
鸡蛋价格的降低和西红柿产量的猛增，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这个已成为全国皆知的组合，进一步让番茄炒蛋成为生活里的常客。更不用说它做起来的简单，简直是…有手就能学：
铁锅烧热，加油，先鸡蛋还是先西红柿都没有问题；
先炒鸡蛋盛出来单独炒西红柿还是两个一起炒，也没有问题；
不同地方再依据自己口味加糖加蒜加葱花加香菜。
基本上只要不炒糊，这道酸酸甜甜的菜几乎不可能难吃。它也进而成为海外留学生最拿手的家常菜——只要有外国朋友来到家中做客，他们就会端出这道菜。而吃过番茄炒蛋的老外，也大多会表示：这个跟自己想象中的中餐味道完全不一样。
最早把番茄带来中国的外国人大概再也不会想到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中国人，会借助番茄炒蛋重归世界舞台，大杀四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