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总结吕正坤大师的“吕派川菜”时，曾对“川菜进上海”作过一些肤浅研究。拜读《好吃》刊载的李兴福大师《追根溯源，闲话上海何派川菜》大作，受益匪浅，大作可谓是《川菜上海史》的缩影。李大师认为：“上海有川菜，那是在开埠几十年后才慢慢形成的。在1918年以前，上海只有四五家小型川菜馆。当时都在广西路、浙江路与三马路交界一带，只是路边店和饭摊，最多是单开间门面……”被誉为中国当代著名美食家、史学家的逯耀东，与李大师的考证相似，在他美食名著《肚大能容》中，有这样记载：“至于川帮菜在上海出现，始于清末，最初英租界四马路（福州路）一带有川帮小菜馆出现。”唐振常《上海史》中，也有相似观点，载有：“……30年代中又兴起了闽馆、川馆热，一时又蔚为时尚。”
李大师与逯耀东文中，都提到“都益处川菜馆”，吕正坤的恩师廖海澄是“都益处主厨”，据有关《饮食志》，黄浦区1918年就有了川菜馆，开设在浙江路小花园7号“都益处”。这里我斗胆地与李大师有关“在1918年以前，上海只有四五家小型川菜馆”的史实，商榷一下，以期抛砖引玉。
我了解那时“都益处”已不是小型川菜馆，据有关资料不少名人到过“都益处”。如“消寒会”是旧时贵族豪富、高人雅士们，冬日消闲取乐的一种集会；《红楼梦》里也有“消寒会”记载；我在晚清名人、光绪三十四年参予编《辞源》的郑孝胥《日记》里，查阅到由他参加和组织，在寒冬与初春以“消寒会”为由，把居住在上海和路过上海的晚清举人、进士、书法家等著名文人，在“都益处”聚餐消寒，就1920年元旦至3月10日，不到三个月就先后聚集过4次，1月与2月各一次，3月更多，7日与10日就聚集2次；参加的有如曾任外交部副部长、1954年周恩来任外长时，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，章文晋的祖父章一山等十余位名人。其他季节以“一元会”形式，在“都益处”聚餐好多次,参加的有被称为“江南才子”冯梦华等名人；自郑孝胥被溥仪召至北京，任总理内务府大臣，就不能出席“都益处”聚餐了。
由柳亚子任社长的“新南社”，1923年10月14日的成立大会，也是在“都益处川菜馆”举行的，参加的有曾任《申报》董事长的潘公展，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、携孙中山亲笔信与苏俄使者越飞会谈回沪的张继，甚至还有后来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等三十八人。
1923年由陈去病发起，在旧历十二月十五日云南起义这一天，成立的“岁寒社”，也是在“都益处”举行的，出席有张继、汪精卫、于右任、柳亚子、叶楚伧等50余人。
鲁迅也到“都益处”吃过廖海澄的川菜，在《鲁迅日记》里有载，1928年2月9日晚同三弟往都益处夜饭，同席十五人。夜小雨。
可见“都益处”能接待这么些人数的名人顾客，已非是“小型川菜馆”； 但“都益处”是开设在1918年。据我从有关资料查阅到，在1918年前，在三马路望平街（今山东中路）、当时名声极响的“报馆街”上，开设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川菜馆，馆名叫：“醉沤酒楼”， 在刘仰东的《去趟民国》里也有载：“民国初年，上海川菜馆的老大非"醉沤"莫属，味美而价格惊人，宴客者据说非醉沤不足以称阔人。”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5月11日，由有“中国近代藏书家” 、“教育家”、“史学家”、“方志学家”，被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称为“中国近代图书馆鼻祖”的缪荃孙，为缅庆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一百五十岁诞辰纪念日，在“醉沤酒楼”设宴，邀请了王雪澄、徐乃昌、张均衡、刘承斡、叶昌炽、张元济等七人，各人还携所藏黄丕烈旧籍，陈列共赏，缔结书缘。
资深报人，被称为“鸳鸯蝴蝶派”的“一鹃（周瘦鹃）一鹤”的严独鹤，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对沪上川菜就情有独钟，严老认为，那时上海餐饮市场上的各帮菜：“川菜为最佳，而闽菜次之，京菜又次之；苏菜、镇江菜失之平凡，不能出色；广东菜只能小吃，宵夜一客，鸭粥一碗，于深夜苦饥时偶一尝之，亦觉别有风味。”
据此拙见，非逯耀东等所述，那时仅“有川帮小菜馆出现”；川菜进上海，不但早在清末民初已具规模，而且颇受名人老饕拥趸和钟爱。